英采取了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适当分离，把上海展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地方针，为此还推行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与措施。在这些利好消息带动下，江浙一带本就活跃的资本也纷纷常理了一些小型银行，这些银行地资本金大多不过10万左右，存款亦不过数十万元，受到钱业人士的轻视。延揽开户钱庄都很困难。上海的外国银行方面对其更是鄙视，这些新崛起的中国银行在组织制度和主要经营方式上仿效外商银行。在业务上同时与外商银行和本国钱庄业保持着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背靠那些大银行，收起庇护并得到国家政策上地扶植，渐渐形成上海金融市场的鼎足格局。除了原有地拆借市场、外汇市场、内汇市场之外，上海还正式形成了黄金市场、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上海的交易所不仅有证券物品、华商证券较典型的两家，更有分别以纱布、金业、机制面粉、杂粮油饼等为标的物的交易所，生意火爆。

    张文英对于华商银行的扶植是不遗余力的，其方法也非常简单，还是从前清的洋务派人物盛宣怀那里套用过来的，先是政府行公债，然后将这笔资金以“生息官款”地名义存入银行，并且短时间内绝不动用，借此增加银行地流动资金，是他们的经营规模在很短地时间内接连上了几个台阶。而张文英所得到的回报便是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与这些银行关系密切的江浙商人购买战争公债最为踊跃。

    在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交互作用之下，上海的全国金融中心日趋稳固，这对于上海地区民营工商业的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作为全国最大的资金集聚地，上海的工商业较其他地区更易获得金融业的贷放款。如果考虑到金融业对公债库券的巨大的直接投资，那么完全可以认为上海金融业对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仍然大大出了对工商业的扶植。对政府而言，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先意味着上海金融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财政方面的资助，其次才是通过上海控制全国的金融。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民国元年政府所面对的那种窘装，而通过上海实现对全国金融的控制，也进一步完成了中央对于地方经济的掌控，使得政府的地位日益稳固，虽然对张文英不满的还大有人在，也从不缺乏野心勃勃之辈，但再想凭借一地之力对抗中央已经完全没有了可能。张文英并没有因为成就而感到志得意满，而是越的小心翼翼起来，他终究不是搞金融出身，身边这方面的人才也并不充裕，中国的底子还很薄，经不起大的折腾，而列强又在一旁虎视眈眈，他的每一步举措不得不再三掂量。

    就在这时，一场大的危机已经悄然降临，张文英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了，而对于他来说，危机又何尝不是一次新的机遇……